右录三百四十余人，词一千四十七首。叙曰：“词为诗余，非徒诗之余，而乐府之余也。律吕废坠，则声音衰息。声音衰息，则风俗迁改。乐经亡而六艺不完，乐府之官废，而四始六义之遗，荡焉泯焉。夫音有抗队，故句有长短。声有抑扬，故韵有缓促。生今日而求乐之似，不得不有取于词矣。唐人乐府，多采五七言绝句。自李太白创词调，比至宋初，慢词尚少。至大晟之署，应天长、瑞鹤仙之属，上荐郊廊，拓大厥宇，正变日备。愚谓词不必无颂，而大旨近雅。于雅不能大，然亦非小，殆雅之变者欤。其感人也尤捷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风之使来。是故比兴之义，升降之故，视诗较著，夫亦在于为之者矣。上之言志，永言次之。志絜行芳，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。琱琢曼辞，荡而不反，文焉而不物者，过矣靡矣，又岂词之本然也哉。献十有五而学诗，二十二旅病会稽，乃始为词，未尝深观之也。然喜寻其恉于人事，论作者之世，思作者之人。三十而后，审其流别，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。年逾四十，益明于古乐之似在乐府，乐府之余在词。昔云：“礼失而求之野。”其诸乐失，而求之词乎。然而靡曼荧眩，变本加厉，日出而不穷，因是以鄙夷焉，挥斥焉。又其为体，固不必与庄语也，而后侧出其言，旁通其情，触类以感，充类以尽。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。言思拟议之穷，而喜怒哀乐之相发，响之未有得于诗者，今遂有得于词。如是者年至五十，其见始定。先是写本朝人词五卷，以相证明。复就二十二岁以来，审定由唐至明之词，始多所弃，中多所取，终则旋取旋弃，旋弃旋取，乃写定此千篇，为复堂词录。前集一卷，正集七卷，后集二卷。其间字句不同，名氏互异，皆有据依，殊于流俗。其大意则折衷古今名人之论，而非敢逞一人之私言，故以论词一卷附焉。大雅之才三十六，小雅之才七十二，世有其人，则终以词为小道也，亦奚不可之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