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·离娄上》第二十章：“人不足与适也，政不足间也。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，君正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国定矣。”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：“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”
《尚书·虞书·舜典》：“月正元日，舜格于文祖，询于四岳，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。”文祖，此处指尧的祖先之庙。
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：“禹拜昌言曰：俞！班师振旅。帝乃诞敷文德，舞干羽于两阶，七旬有苗格。”
《尚书·周书·礮命》：“惟予一人无良，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，匡其不及。”
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出自《易经·说卦》，此处疑为误。

来信说：“先生教学生致知、明德，却不让他们即物穷理，假如让昏暗之人深居端坐，不听教诲和告诫，难道就能令得这人达于致知进而明德的境地吗？纵然他们静而有悟，对于本性稍有了解，那也是佛家的禅定与智慧一类没实用价值的见解，难道真能通晓古今、通达事变，对治理国家有实际作用吗？先生说：‘知者意之体，物者意之用’‘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’。此话虽有超悟，有独到不落俗套之处，但恐怕与圣道不相吻合？”
我所说的格物致知，就是要人去穷尽天理，不曾禁止人们穷尽事物的道理，鼓动他们深居简出、无所事事地端坐在那里。如果说在事物上推究道理，就像你前面所说的重视外在知识，忽略内心修养，那也是错误的。懵懂之人，如果真能做到随时随地，随事随物地精察到自己内心的天理，发现其原本的良知，那么愚蠢变得聪明，柔弱变得刚强。于是就能够立大本，行达道，九经之类就可以一以贯之而无遗漏，还怕他没有治理国家的实际才能吗？那些谈空虚静寂的人，正是不能够随时随地随事随物精察自心天理，从而发现其心中原本的良知，所以才会抛弃伦理，成了追求寂灭虚无的人，当然是不可以治国平天下了。谁说圣人的穷理尽性之学也有这样的弊病呢？
心是身体的主宰，而心的虚灵明觉，就是人的本体良知。虚灵明觉的良知感应而动，就是意。心是先有知而后才会有意，没有知当然也就不会有意了。那么，知是不是意的本体？意的指向，必有具体的物，物就是事。如意用于事亲，即事亲为一物；意用于治民，即治民为一物；意用于读书，即读书为一物；意用于听讼，即听讼为一物。凡是意的指向，没有不存在事物的。有什么样的意念就有什么样的事物，没有什么样的意念就没有什么样的事物，事物难道不是意念的运用吗？
“格”字的意思，有用“至”字来解释的，比如“格于文祖”“有苗来格”里的“格”当“至”讲的。然而“格于文祖”，必定是至孝至敬，对于阴阳两世的道理都通晓，然后才能叫做“格”；“有苗来格”也是如此，先是因苗黎之民顽劣，不服教化，后文德广被，再而后有“格”，则这里的“格”字就兼有“正”的意思，不可以只用“至”字来解释“格”的含义。再如“格其非心”“大臣格君心之非”等中的“格”，都是“正其不正以归于正”的意思，而不能用“至”字来解释。《大学》中曾参对于“格物”的解释，你又怎么能知道它不能用“正”字而必须用“至”字来解释呢？如果认为“至”字的解释才是正确的，那就必须得说“穷至事物之理”才说得通。这句话或者说这个说法的用功要领全在一个“穷”字上，用功的对象全在一个“理”上。如果前面去掉一个“穷”字，后面去掉一个“理”字，而直接说“致知在至物”，能说得通吗？“穷理尽性”是圣人既定的教诲，在《易传·系辞》中可以看到。假如“格物”的学说真的就是穷理的意思，那么，圣人为什么不直接说“致知在穷理”，而一定要来一个转折，使语意不完整，导致后来的弊端呢？
《大学》的“格物”说其宗旨与《易传·系辞》上的“穷理”说大义虽近，只是稍微有点微妙的区别。穷理是包含了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这些方面功夫的。所以谈到穷理，那么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等功夫都在其中；说到“格物”则必须接着说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这样“格物”才是周密而圆满的。现在你单独把“格物”拿出来，然后就说它和“穷理”是一回事，这是认为“穷理”属于“知”的范畴，而“格物”是不常有的“行”。这非但没有抓住“格物”的宗旨，而且连“穷理”的本义也歪曲了。这就是后来的学者之所以把知、行一分为二，使其一天天地支离破碎，而圣学也日渐残缺晦涩的原因，其思想发端实际就在这里。你继承过去的观点也在所难免，认为我的观点与道不相一致，认为我的见解和圣道不相吻合，如此也不足为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