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事指行政事务，具体指处理政务的才能和值得效法的手段。晋代士族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，必然要维护法制，严格执法，强化国家机构的管理，这就要重视政事和官吏的政绩。
首先是政治主张问题。是实行德政还是依靠法治，这是从政者一向关注的问题。木篇倾向仁德治国。例如第3则说要“强旨绥之以德，弱者抚之以仁，恣其所安”；第19则也说：“桓公在荆州，全欲以德被江、汉，耻以威刑肃物”。但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很少宽厚待民和给百姓以恩惠，所谓德政，常是停留在口头上。第26则实际提出了主张仁政和‘处杀戮之职’是否矛盾的问题。而论到施政方针，多主张施行‘猛政’，使人不敢犯法。第6则说到晋武帝登位，便要贾充定律令。因不立法，就无以执法。对行为危及忠孝和人伦关系旨，主张严惩，违法乱纪，决不饶恕。例如第1则说明：不忠不孝，其罪莫大，杀无赦；第2则记：生子不养，比盗杀财主之罪还大；第4则记载镇压无视国法的豪强。至于读书人因受业偶犯宵禁，个别小偷小摸现象，可以不理，以示宽政。在律令完备以后，只要依法令行事就可以了，第15则就说明这一点。
魏晋时代，清谈盛行，甚至因之废弃政务，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，而主张看重事功，勤于政事。第18则把这一问题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。至于选拔官员，则主张选贤任能，做到“举无失才”，第24则很能说明这一问题。对为官者也有多方面的要求：要注意侍人接物，要有远见卓识，办事不能唯命是从，如果“觉其不可”，就应该“翻异”，等等。可见本篇篇幅虽然不大，所涉及的问题还是相当广泛的。

陈仲弓任太丘县县长，当时有个小官吏假称母亲有病请假，事情被发觉，陈仲弓就逮捕了他，并命令狱吏处死。主簿请求交给诉讼机关查究其他犯罪事实，陈仲弓说：“欺骗君主就是不忠，诅咒母亲生病就是不孝；不忠不孝，没有比这个罪状更大的了。查究其他罪状，难道还能超过这件吗！”
陈仲弓任太丘县县长时，有强盗劫财害命，主管官吏捕获了强盗。陈仲弓前去处理，还没到出事地点，半路上听说有家老百姓生下孩子不肯养育，便掉头去处理这件事。主簿说：“杀人事大，应该先查办。”仲弓说：“强盗杀物主，怎么比得上骨肉相残这件事重大。
陈元方十一岁时，有一次去问候袁公。袁公问他：“令尊在太丘县任职时，远近的人都称颂他，他是怎么治理的呢？”元方说：“老父在太丘时.对强者就用恩德来安抚他，对弱者就用仁爱来抚慰他，放手让他们安居乐业，时间久了，就更加受到敬重。”袁公说：“我过去曾经做过邺县县令，正是用的这种办法。不知道是你父亲效法我呢，还是我效法你父亲？”元方说：“周公、孔子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，他们的礼仪举止，虽然相隔很远也如出一辙；周公没有效法孔子，孔子也没有效法周公。”
太子太傅贺邵任吴郡太守，到任之初，足不出门。吴中所有豪门士族都轻视他，竟在官府大门写上“会稽鸡，不能啼”的字样。贺邵听说后，故意外出，走出门口，回过头来看，并且要来笔在句下补上一句：“不可啼，杀吴儿。”于是到各大族的庄园，查核顾姓、陆姓家族奴役官兵和窝藏逃亡户口的情况，然后把事情本末全部报告朝廷，获罪的人非常多。当时陆抗正任江陵都督，也受牵连，便特意往建业请求孙皓帮助，这才得以了结。
山涛由于受到器重，并且在朝廷中有威望，年纪已过七十岁，还照旧担当重任。一些权贵家子弟，如和峤、裴楷、王济等人都一起给他歌功颂德。于是有人在阁道的柱子上题道：“阁道东边有大牛，和峤在牛前，裴楷在牛后，王济在中间挑逗纠缠不得休。”有人说这是潘尼干的。
贾充刚刚定出法令，就和羊祜一起去征求太傅郑冲的意见。郑冲说：“皋陶制定法令的那种严肃而公正的宗旨，不是我这种愚昧软弱的人所能探测的。”羊祜说：“圣上想要叫你稍加补充润色。”郑冲这才概略他说出自己的意见。
司徒山涛前后两次担任吏部官职，几乎考察遍了朝廷内外百官，一个人才也没有漏掉；凡是他品评过的人物，都像他所说的那样。只有任用陆亮是皇帝的命令决定的，和山涛的意见不同，他为这事力争过，皇帝没有听从。不久陆亮也因为受贿而被撤职。
嵇康被杀以后，山涛推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做秘书丞。嵇绍去和山涛商量出任不出任，山涛说：“我替您考虑很久了。天地间一年四季，也还有交替变化的时候，何况是人呢！”
王安期任东海郡内史时，有个小吏偷了池塘中的鱼，主簿要追查这件事。王安期说：“周文王的猎场，是和百姓共同使用的。池塘中的几条鱼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！”
王安期任东海郡内史时，一次，差役抓了一个犯宵禁的人来。王安期审问他：“从哪里来的？”那个人回答说：“从老师家学完功课回来，没想到时间太晚了。”王安期听后说：“处分一个读书人来树立威名，恐怕不是获得治绩的根本办法。”便派差役送他出去，叫他回家。
晋成帝被迁到石头城，叛军任让在成帝面前要杀侍中钟雅和右卫将军刘超。成帝哭着说：“把侍中还给我！”任让不听命令，终于斩了刘超和钟雅。等到叛乱平定以后，陶侃因为和任让有老交情，就想赦兔他。另外叛军许柳有个儿子叫思妣，很有才德，大臣们也想保全他。可是要想保全思妣，就不得不为陶侃保全任让，于是就想两个人一起赦罪。当把处理办法上奏成帝时，成帝说：“任让是杀我侍中的人，不能赦罪！”大臣们认为不能违抗成帝命令，就把两人都杀了。
丞相玉导出任扬州刺史，几百名来道贺的宾客都得到了款待，人人都很高兴。只有临海郡一位任姓客人和几位外国和尚还没有接谈过。王导便找机会转身走过任氏身边，对他说：“您出来了，临海就不再有人才了。”任氏听了，非常高兴。王导于是又走过胡僧面前，弹着手指说：“兰闍，兰闍！”胡僧们都笑了，四周的人都很高兴。
太尉陆玩到丞相王导那里去请示，商量好了的事情，过后常常改变主意。王导奇怪他怎么这样。后来拿这事间陆玩，陆玩回答说：“公名高位尊，民职卑微，临时不知该说什么，过后觉得那样做不行罢了。”
一年夏天，丞相王导曾经到石头城探望庚亮。庾亮正在处理公事，王导说：“天气热，可以稍为简略一些。”庾亮说：“如果您留下些公事不办，天下人也未必认为妥当！”
王导到了晚年，几乎不再处理政事，只是在文件上签字同意。自己感叹他说：“人家说我老糊涂，后人当会想念这种糊涂”。
陶侃本性检点、认真，工作勤恳。担任荆州刺史时，.吩咐负责建造船只的官员把木屑全都收藏起来，多少不限，大家都不明白这是什么用意。后来到正月初一贺年时，正碰上连日下雪刚刚转晴，正堂前的台阶雪后还是湿渌渌的，于是全用木屑铺上，就一点也不妨碍出入了。官府用的竹子，都叫把竹头收集起来，堆积如山。后来桓温讨代后蜀，要组装战船，这些竹头就都用来做了钉子。又听说陶侃曾经征调过当地的竹篙，有一个主管官员把竹于连根砍下，就用根部当做铁足，陶侃便把他连升两级来任用。
骠骑将军何充任会稽内史时，虞存的弟弟虞春任郡主簿，他认为何充见客大多，劳累伤神，想禀告何充谢绝那些常客，让手下人酌量选择可以交往的才通报。他拟好一份呈文，便拿来给虞存看。虞存这时担任何充的上佐，正和虞春一起吃饭，告诉他说：“这个呈文很好，等我吃完饭再作批示。”吃过了饭，拿起笔在呈文后面签上意见说：“如果能找到一个像郭林宗那样有服力的人做门亭长，一定照所陈述的意见办。可是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！”虞謇于是作罢。
王濛、刘惔和支道林一起去看望骠骑将军何充，何充在看公文，没有答理他们。王漾便对何充说：“我们今天特意和林公来看望你，希望你摆脱开日常事务，和我们谈论玄学，哪能还低着头看这些东西呢！”何充说：“我不看这些东西，你们这些清谈家怎么能生存呢！”大家认为说得很好。
桓温兼任荆州刺史的时候，想全用思德来对待江、汉地区的百姓，耻于用威势严刑来整治人民。有一次，一位令史受杖刑，木棒只从令史的红衣上擦过。这时桓温的儿子桓式年纪还小，从外面进来，对桓温说：“我刚才从官署门前走过，看见今史受杖刑，木棒子举起来高拂云脚，落下时低擦地面。”意思是讥讽唯独没有碰到令史身上。桓温说：“我还担心这也太重了呢。”
简文帝担任丞相的时候，一件政务，动下动就要整年的时间才能批复下来。桓温很担心这太慢了，经常加以劝说鼓励。简文帝说：“一天有成千上万件事，哪里快得了呢！”
山遐离开东阳太守职位后，左长史王濛到简文帝那里要求出任东阳太守，说道：“凭借前任严厉的措施，我自然可以用宽和的、清静无为的办法使得社会安定。”
殷浩切次任杨州刺史的时候，一天丹阳尹刘惔到外地去，太阳将要下山，便叫随从拿出被褥，要住下。人家问他什么原因，他回答说：“刺史严厉，我不敢夜间赶路。”
谢安辅政时，兵员差役时常逃亡，大多就近躲藏在南岸下的船里。有人请求谢安同时搜索所有船只，谢安不答应。他说：“如果不能宽恕这种人，又怎么能治理好京都！”
王大任吏部郎时，曾经起草过一份举荐人员的名单，临到要上奏的时候，王僧弥来了，王大就随手拿出来给他看。王僧弥趁机按自己的意见改换了将近半数的候选名字，王大认为改得非常恰当，就另外誉清一份，随即上奏。
东亭侯王珣和冠军将军张玄两人很友好。王珣担任吴郡太守以后，有人问中书令王珉说：“东亭任郡太守，民风和政绩怎么样？”王珉回答说：“不了解政绩教化怎么样，只是看到他和张祖希的交情一天比一天深厚就是了。”
殷仲堪正要到荆州去就任刺史之职，东亭侯王珣问他：“德行完备称为德，不害人叫做仁。现在你要去治理中部地区，处在有生杀大权的职位上，这和你原来的操守恐怕违背了吧？殷仲堪回答说：“帝舜时的法官皋陶制订了刑法，不算不贤德；孔子担任了司寇的职责，也不算不仁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