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伯夷列传》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，收录于《史记卷六十一·伯夷列传第一》。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，冠《史记》列传之首。在这篇列传中，作者以“考信于六艺，折衷于孔子”的史料处理原则，于大量论赞之中，夹叙了伯夷、叔齐的简短事迹。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，让国出逃；武王伐纣的时候，又以仁义叩马而谏；等到天下宗周之后，又耻食周粟，采薇而食，作歌明志，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。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、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，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。

有学问的人，阅览的书籍极为广博，但仍然要从“六艺”中查考可信的依据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残缺不全，然而有关虞、夏史事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。唐尧将要退位的时候，决定禅让给虞舜。而虞舜以及后来的夏禹，四岳九牧都一致推荐，才试任官职管理政事几十年。待到他们的功绩已经建立，然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。这表明，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，帝王是最大的继统，传交帝位是这样的难啊！但是，有的人却说：尧要将帝位让给许由，许由不肯接受，并以此为耻而逃避隐居起来。到了夏代，又有卞随、务光两个人不肯接受帝位，双双投水而死。这些，又怎么说起呢？太史公说：我曾经登上箕山，那上面居然有许由的墓呢。孔子排列论述古代的仁人、圣人和贤能之人，象吴太伯、伯夷一类，记载十分详尽。我所听说韵许由、务光，他们的德义是极高的，而有关他们的文字经书里记载得很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孔子说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记旧仇，因此很少怨言。”又说，他们“追求仁而得到了仁，又为什么怨恨呢？”我悲怜伯夷的心意，读到他们留下的逸诗而感到事实是令人奇怪的。他们的传记里写道：　　伯夷、叔齐，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立叔齐为君，等到父亲死后，叔齐又让位给长兄伯夷。伯夷说：“这是父亲的意愿。”于是就逃开了。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避了。国中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。正当这个时候，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，便商量着说：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？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，西伯已经死了，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，尊他为文王，正向东进发，讨伐纣王。伯夷、叔齐拉住武王战马而劝阻说：“父亲死了尚未安葬，就动起干戈来，能说得上是孝吗？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害君王，能说得上是仁吗？”武王身边的人想杀死他们，太公姜尚说：“这是两位义士啊！”扶起他们，送走了。武王平定殷乱以后，天下都归顺于周朝，而伯夷、叔齐以此为耻，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，并隐居于首阳山，采集薇蕨来充饥。待到饿到快要死了的时候，作了一首歌，歌辞说：“登上首阳山，采薇来就餐，残暴代残暴，不知错无边？神农虞夏死，我欲归附难！可叹死期近，生命已衰残！”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。　　从这种情况看，伯夷、叔齐是怨呢？还是不怨呢？　　有人说：“上天待人的准则是没有偏私的，它总是向着为善之人。”那么，象伯夷、叔齐，可以叫做善人呢，还是不算善人呢？他们聚积仁德、修洁品行达到这般地步，而终致饿死！再说在七十个弟子中间，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，但颜渊永远穷困潦倒，连糟糠都难得饱足，终于过早地夭亡了。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、恩赐善人的说法，又怎么样呢？盗蹠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，吃人的心肝，凶横残暴，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于天下，竟然活到高龄而死。他是遵行什么道德呢？这都是些特别重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。如果说到近世，有些人操行不规矩，专门违犯法律，而终身享受安逸和快乐。子孙都保有丰厚的产业。那选好了道路才举步，看准了时机才说话，从不走邪道，不是公平正当的事决不奋力去做，反而遭受祸殃的人，是多得没法数的。我是非常怀疑的，如果说这便是天道，那这天道究竟合理呢？还是不合理呢？　　孔子说过，“道德见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谋划事情的”，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。所以他说，“富贵如能追求到手，那么，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，我也愿意干。如果不能追求，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。”岁月到了寒冷的季节，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”。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，品行高洁的人才显现出来。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，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？　　孔子说：“有道德的人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传扬。”贾谊说：“贪婪的人为财而丢命，壮烈之士为名而献身，自命不凡者为权势而死，普通老百姓爱惜自己的性命。”《易经·乾卦》说：“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互相辉映，同样种类的事物则互相应求”。“云跟从龙而生，风伴随虎而起，圣人出现，万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。”伯夷、叔齐虽是贤人，不过因为孔子的赞扬而声名更为昭著。颜渊虽然专心好学，也不过因为追随于孔子之后而德行越发显露。巖穴隐居之士，取舍是如此有规范，这些人名声淹没而不被称道，实在是可悲的事情！民间的普通人，想磨砺德行，建立名声，如果不依附那名望、地位极高的人，哪能留名于后世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