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》是苏轼在宋哲宗即位不久，旧党上台后写的。当时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吕惠卿\章惇等弄得弊端百出，面目全非，新旧党争使百姓遭殃，国家受害。因此，苏轼进札子建议哲宗读陆贽的奏议，从中学习治国之术。

备员：凑数。讲读：指侍讲、侍读，官名。
逮：到，及。
陆贽：任翰林学士、宰相，后受谗被贬，著有《翰苑集》，亦名《陆宣公奏议》。唐德宗时，宰相陆贽为政清廉，从来不收受任何馈赠。在与地方藩镇官员的交往中更是从不言利，分外之财分毫不取。陆贽的母亲去世，在3年的丁忧期间，各地藩镇都纷纷赠送厚礼，数量达几百份，可他硬是一份没收。对此，一些想通过送礼巴结他这位朝中重臣的地方官员便老大不满，埋怨他不近人情。这种声音传到德宗的耳朵里，德宗也觉得陆贽“清慎太过”，便私下里对陆贽说：“卿清慎太过，诸道馈遗，一概拒绝，恐事情不通，如鞭靴之类，受亦无伤。”意思是说，过于清慎廉洁，拒绝地方各级官员的馈赠，恐怕有些过分。可以不收受贵重物品，接受点儿诸如马鞭、靴鞋之类的小礼物总还是可以的。然而，陆贽却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：“利于小者必害于大，贿道一开，展转滋甚，鞭靴不已，必及衣裘，衣裘不及，必及金璧。”并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伤风害礼，莫甚于私；暴物残人，莫大于赂。”此后，陆贽依旧保持清廉的节操，始终不渝。
名器：《左传》：“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。”意即赏赐不可滥。
颇：廉颇。牧：李牧。均为战国时名将。
太息：出声长叹。
晁：晁错。董：董仲舒。均为西汉时思想家。

臣等依凭空虚浅薄的才学，在翰林院侍讲、侍读的职位上充个数目。皇上的聪明睿智是上天赋予的，学问一天比一天深厚。臣等才学有限，然而圣贤之道没有穷尽，心中虽然想表述清楚可口头上表达不出来，因此自己感到很是惭愧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臣等认为作为臣子向皇帝进献忠诚，就像医生对准病症去用药一样，药虽然经医生之手传过去，但药方多是从古人那里留下来的。如果药方在世间证明确实很灵验，那么就不必一定要由医生自己创造出来才用。
臣等听说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，才能本来就是帝王的辅佐，学问足可成为帝王的老师。他的议论深刻而切合物事人情，言语从不偏离圣贤的道德规范。才能与西汉的张良（张良字子房）齐肩而文才却要胜过他，议论的才能像西汉的贾谊而方法却不粗疏。上可以纠正皇帝想法上的错误，下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。三代也只他一人罢了。但他不幸的是做官没能赶上良好的时机。唐德宗以严厉刻薄为能事，陆贽就以忠诚敦厚去规谏；唐德宗以猜疑忌恨去对人，陆贽就以推心置腹去劝说；唐德宗喜好用兵打仗，陆贽则认为消除战事是当时首先要做到的；唐德宗喜好敛聚财物，陆贽则认为散财于民最为迫切。至于任用人才、接受意见的方法，整治边防、驾驭将帅的策略，归罪于自身以收拢人心，改正过错以顺应天道，斥去小人以消除人民的祸患，珍惜爵位、宝器以授予有功的人，像这类合理的建议，很难列举完。陆贽真可以说是进献了苦口的良药，去诊治危害身体的重病。假使唐德宗能完全按陆贽的进言去实行，那么贞观之治的盛况便会再一次出现。
臣等每次从皇帝听讲的西阁退出，都私下相互议论，认为您是圣明的天子，一定喜欢陆贽的议论。只要使像您这样的圣明天子和像陆贽那样的贤能大臣意见相吻合，那就像圣君和贤臣处于同一时代一样了。当初冯唐高度赞扬战国时廉颇、李牧的贤能，汉文帝则为不能使用他们而深深叹息；魏相陈述了西汉晁错、董仲舒等应对当时皇帝的言语，汉宣帝就按这些言语施政而成就了汉室中兴的业绩。如果陛下能自己寻求老师，就不如从近一点的唐朝选取陆贽。再说那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三部史书，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，并不是没有可以效法的，而且依照这些史籍所阐述的道理都足以治理好国家。然而《六经》当中的圣贤言论精深奥秘，而史书、子书中存留的圣贤学说却颇不完整，犹如高山大海那样崇高深远，很难从中选择出多少可以直接推广运用的东西。而陆贽的议论，一打开书本就非常明了清楚，汇聚了古往今来的学说精华，确实是国家治乱的一面镜子。臣等想把他向皇帝的进言文章稍微加以整理校对，重新抄好进呈给陛下。希望陛下把它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，就像亲眼见到陆贽之面一样；反复熟读它，就像和陆贽当面谈话一样。这样，一定能启发陛下天子之性的神明天资，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成就强盛国家的功业。臣等说不尽愚陋的心意，请陛下决定是否采用。

吴楚材、吴调侯《古文观止》：东坡说宣公，便学宣公文章。讽劝鼓舞，激扬动人。宣公当时不见知于德宗，庶几今日受知于陛下，与其观六经、诸子之崇深，不如读宣公奏议之切当，尤使人主有欣然向往、恨不同时之想。